一、引言：多元一体视域下的班墨文化定位

华夏文明的“一”是不同地域文化在长期交融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的认同。鲁班文化与墨子文化的形成是先秦时期区域文化交融的鲜明个例，二者兼蓄了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元素，体现了大一统文化特性，在物质的创造中践行着东夷文明的务实理念，又在思辨中弘扬着中原文化的德性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本质。在班墨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热爱职业、强于实践、精于技艺、勇于创造的优良传统，这些品质在中国历史上成就了无数工匠和技术人才^[1]。这里从历史发现与现代实践互证角度解析班墨文化对中华技术伦理价值建构的途径，并为新时代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资源。

二、班墨文化诞生的源泉：从地域文化到文明基因

（一）东夷文明的技术理性传统及其跨区域影响

先秦时期的东夷文化区（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其史前制作技艺在班墨文化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其中大汶口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璇玑，其三牙旋转结构暗合早期天文观测模型。先民已懂得用几何分析的方法将天象记录，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甄器尚象”宗旨不同；同时，在龙山文化发现的最薄可达0.2mm的蛋壳黑陶器中，对陶器的“薄胎”制作也表现出对黏土物理形态的深入探究。“不放过一毫分厘”即代表了一种“造物术”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原青铜文化注目的“礼器”形象的意义有明显差异^[2]。

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礼器（公元前17世纪）用复范法制作的技艺，就源于东夷地区岳石文化，可是器身上所表现的动物纹饰为中原地区饕餮纹的变异融合形式，这种工艺设计的艺术表达显示出了跨地区技术交汇的文化观念萌芽。

（二）夷夏互构中的文化整合与价值共生

夏商之际形成的“夷夏交胜”文化格局下，技术交流与思想互鉴的共生状态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宽广包容^[3]。公输般的“为楚造云梯”即夷人所造之云梯，既凝聚了东夷部族楼船建筑原理，又包含了中原地域军事之术的创新价值，这是古人跨部族的技术实践；墨子“自鲁趁楚”，以“裂裳裹足七日而行”为践行，印证墨子思想的“兼爱”价值追求打破了地域壁垒的藩篱。技术伦理的迁移，在战国时期造就“齐鲁巧匠行四方”的文明景观：鲁班及其技术团队将中原地区的木作技术规范引入吴越地区，墨子组织在荆楚地区构建起“非攻”的城防体系，在技术传播与价值交流的联动机制中完成了“术”“道”的跨文化互适。

班墨文化中“器以载道”意境：器物制造设计时，打破物用界限，让造物体现“人与人的和谐有序，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成为凝聚人民意识(精神)的载道之器^[4]。

三、精神内核解析：技术伦理与人文价值的双螺旋结构

（一）鲁班工匠精神：技术理性的文明奠基

鲁班“以机为巧”的云梯液体平衡机构、鲁班锁空间拓扑结构，形成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越性技术范式；鲁班的“以技循道”自然生态之道和“技顺自然”的可持续理念，在当代三峡工程中得以延续：船闸闸门采用青铜榫卯结构，兼顾强度与材料节约。

鲁班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对“技术伦理化”这一工匠精神的精神实质的最好体现。技术和道在鲁班这里合二为一，影响到中国古代“技道合一”发展进程和方向，与西方技术工具化产生了明显差异。

（二）墨子伦理哲学：和平主义的东方范式

《墨经》构建的“止战逻辑”包含三重维度：技术防御（如“备城门”系统的数学建模）、心理威慑（“非攻”思想的舆论建构）、制度约束（“尚同”组织的科层化设计）。“兼爱”等主张是一种“以械止戈”的务实之计，故墨家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科技人道主义”创新性表现。

（三）文明维度下的二元共生价值

班墨二人在技艺传承中均强调人与自然相依存、互协调的状态，更根植“天人合一”的中国智慧和“道法自然”的中国生态观，进而促进了人与自然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共同成长的互惠关系，奠定了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进程中别具东方色彩的独特生存之道。

鲁班重“器”，墨子重“道”，二者看似对立，实则互补。鲁班的实践创新为墨子提供技术基础，墨子的理论升华赋予技术社会价值。这种“技、艺、道”三层面的交叉与融合，“二元共生”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

四、班墨文化转化：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路径

（一）“知行合一”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在当代背景下，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强调将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能力。通过教育使其具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5]。教育要将“班墨文化”等优秀资源有机组合，科学梳理主流社会文化具有广泛的共同价值的中华文化符号，创新性和生活化的表达，强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技以载道”科技赋能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

通过系统化的科学教育工程，助力社会大众形成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范式，全面提升各民族群体的知识素养，促使民众建立科学认知体系与实践能力，深化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使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于心智结构，转化为民众的认知框架与行动准则，强化对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认同；运用科学思维破除蒙昧观念，以创新求实的科研精神激发民众将个人抱负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共同谱写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华章。

（三）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塑造

高度重视在班墨文化中挖掘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凝铸民族认同。以云贵川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为例，鲁班传说作为一个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在白族、壮族、水族等族群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符号^[6]。在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中，云南蒙古族鲁班节、贵州侗族“开财门”等民族民俗节庆或营造活动中，班墨文化符号的活态延续的实践，说明班墨文化符号己在各族群众民俗活动中产生了功能效应。

结语

班墨文化镌刻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密码与当代价值。其"多元一体，和睦共生共荣"的文化品格，既为古代族群交融注入精神动力，更为现代文明建构提供文化动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过程中，班墨文化将持续以"匠心传道、大爱无疆"的价值理念，通过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耦合，构筑起传统文明继承与延续的创新空间。

参考文献

[1]鹿茜.班墨文化：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瑰宝[OL].鲁网，2024-12-02.

[2]陈永康,吴志恩,王嫪彩.器以载道[M].文化发展出版社:202406.276.

[3]栾丰实,王芬.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J].文史哲,2024,(05):28-43+165.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4.05.02.

[4]杨先艺,周蕴斐,王琴.论中国传统造物的“器以载道”思想[J].理论月刊,2006,(12):53-56.

[5]严庆,郭雨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24,(02):5-17.

[6]蒋建国.认真提炼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促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OL].中工网,2023-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