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蒙民间故事，是流传在辽宁西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一种口头文学。随着蒙汉联姻，故事由蒙古族聚居区逐渐传播到蒙汉杂居地区。东蒙故事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反映了蒙古族特有的社会形态、生活风俗、教育理念、审美标准，而且还与当代蒙古族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历程与趋势十分契合。“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1]这一源自于家庭教育实践的结论，也在蒙古族的家庭教育史里得到了验证。为了教育子女，蒙、汉民族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从而构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家庭教育体系。

一、东蒙民间故事及其育人价值

东蒙民间故事记录着蒙古族人民丰富的生活信息，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由狩猎转游牧，由游牧而农耕的全过程。如果说《喀喇沁的来历》《四十八旗王爷的来历》《僧王和阿莫萨那塔》等记录的是蒙古族的狩猎生活，那么《苞米棒媳妇》《牛娃》则是重点对蒙古族农耕生活的再现。在由狩猎转农耕的过渡中，不只是蒙古族自身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有蒙汉民族相互影响、融合的过程。这一点从《聪明的汉族福晋》《康熙嫁女》等故事里即可得到验证。

从家庭教育的视角审视东蒙民间故事的育人价值，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总结：首先，民间故事的传播与采集、整理，丰富并优化了家庭教育资源。民间故事不是唯一的家庭教育资源，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民间故事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被讲述者进行二次创作，故而许多研究者认为“民间故事对幼儿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2]。从另一个角度讲，民间故事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满足各民族家庭教育的需要。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可选择《抢皇岗的队伍》和《武公爷的保镖》等，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具有共同的特点——都为保护集体、公众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蒙古族和汉族是一家》和《蒙古族的马头琴》则又是不二的选择。其次，民间故事拓展了家庭教育的范畴。家庭育人，不只是品德教育，更有民族精神的传承，历史文化的渗透。《蒙古族的马头琴》就具有多方面的育人价值；若要了解蒙汉民族间相互融合史，不能不读这则故事；若要了解马头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史，也不能不读这则故事。甚至就连研究蒙古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史，也要结合这则故事于日本的传播、演变来探讨。“《马头琴》故事作为蒙古族代表性乐器马头琴的来源之说，自1959年首次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地再创作传播至今，成为蒙古族民间故事海外传播的成功范例。”^[3]以讲述作为主要传播形式的《马头琴》传入日本之后，继而演化成了绘本的《苏和的白马》这则故事。从口头讲述到文字记录，从《马头琴》到《苏和的白马》的创编，这其中有品德教育的考量，有文化传承的思考，更有从国内到海外的国际化传播实践的研究。

家庭教育承载着民俗礼仪传承的重任，记录着民族的历史。从东蒙民间故事里，不仅可以看到蒙汉两个民族的融合过程，还有蒙、满、汉等多个民族的交往史。《聪明的汉族福晋》《康熙嫁女》就是其中的代表。“福晋”源自于满语，是清朝贵族妇女才能获得的封号。一个汉族女子获取“福晋”封号的背后，其实是对满汉通婚现实的描述。《媒雀》《八头牛与八斤油》《金锄头的传说》等故事的背后，其实是蒙汉两个民族间的文字交流与农耕生活的相互影响。

再次，形象化的理论诠释，升华了家庭育人的效果。依托故事的形象化演绎，民间故事参与下的家庭教育可以实现真正的寓教于乐。《月亮公主》的主人公是皇室三公主，她一次次地劝说父王，减免牧民的赋税，帮助众人改善生活环境。善良教育可以通过三公主的言行展开，而众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则可以融入到三公主对父王的劝诫之中。结合人物形象感悟善良美好，永远都比理论上的讲解要更具实效。

二、蒙汉民族家庭教育思想相互影响融合的表现

随着民族交往的深入，蒙汉混居地区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现出相互影响融合的特点。

（一）拥有共同的家庭教育目标

蒙汉民族家庭教育的共同目标具有多维内涵：首先，品德培育。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起点。为了强化家庭成员的品德修养，蒙汉两个民族的家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民间故事。为了培养家庭成员的责任担当意识，蒙古族选择的是《泪水泉》的故事。《泪水泉》的主人公——宝音是一位打虎英雄。为了杀死这只危害乡邻的恶虎，勇敢的宝音没有退缩，凭借自己的力量为民除害。因此，在宝音英雄言行的背后，其实是对其社会担当精神的形象化培育。与之相似，汉族选择的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故事里的周处迷途知返、悬崖勒马，不只及时改正了自己的恶行，而且还积极行善举，尽担当，为民除害。于陆上除掉了白额猛虎，于波涛汹涌中杀了害人的蛟龙，洗心革面，浪子回头，成就了自己人生的精彩。

其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这是蒙汉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蒙语里，“英雄”通常被称之为“巴托尔”“巴提尔”“巴塔尔”和“巴嘎图尔”。《抢皇岗的队伍》和《武公爷的保镖》的主人公武开基和董成功，都是堪称英雄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培养学生“正视历史、勿忘国耻、奋起直追”是学校爱国主义的重点，那么家庭教育中培育学生英雄主义精神则是在为学校教育夯实基础。在记录蒙古族狩猎生活的故事里，有一篇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民间故事——《乌鸦斗黑蛇》。故事中，乌鸦与黑蛇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在乌鸦斗黑蛇的过程中，压迫与反抗成了最应该思考的主题。

再次，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渗透。“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4]正如引文所言，在悠久的历史交往中，蒙古族与汉族都诞生了着意于民族共同体意识渗透的民间故事。《蒙古族和汉族是一家》和《蒙古族的马头琴》《龙凤呈祥》等故事中，都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渗透。《龙凤呈祥》的故事主要讲述的是蒙汉两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

（二）相似主题被蒙汉混杂的语言形象化演绎

蒙汉两族的许多民间故事，都具有大致相似的主题，但这些相似的故事进行着不同的演绎。首先，蒙汉混杂的叙述语言使相同主题的故事叙述更加生动形象。

“让你胖起来的是羊肉，让你穷起来的是白音”

“白音谈姑娘，穷人谈饥荒”

“只要你老老实实，坐牛车也能撵上兔子”

第一个案例里的“白音”就是一个源自蒙古语的音译词。它是“富裕”的意思。在这个语境里，它相当于汉语的“财主”。意即“剥削压榨穷人的是地主老财”。涮羊肉的传说最能彰显蒙古族人对羊肉的喜爱。据说由于敌情所迫，厨师没有办法让忽必烈吃到煮熟的块状羊肉，无奈之下只得把厚厚的羊肉切成薄薄的小片放入溺水加快羊肉的成熟速度，对应“让你胖起来的是羊肉”。通过蒙汉夹杂的语言对比，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为富不仁”的道理。第二个案例中“白音”一词仍然是“财主”的意思。把“白音”与“姑娘”并立，形象化地诠释了“饱暖生淫欲，贫穷忙生计”的道理。第三个案例中的“牛车”是蒙古族相对原始的交通工具，虽然速度较慢，但相对便捷。牛的行进速度不可同兔而语，更何况它还在拉着一辆车。“只要你老老实实，坐牛车也能撵上兔子”的言外之意就是“不怕慢就怕站”。简简单单的语句之中，浓缩了《龟兔赛跑》的全部哲理。

其次，书面语与口语化融合的叙述，使故事主题更加容易理解，产生共鸣。鉴于家庭教育的需要，民间故事多为口语化的表达，但这并不排除书面语的参与。《天成观的石狮子偷吃豆腐》，讲述的是一个豆腐匠因为石狮子偷吃豆腐而被冤枉的故事。为了表现豆腐匠被他人误解时的心情，故事的讲述者用“真是王八钻炕洞——憋气又窝火”这样的歇后语；为了描绘石狮子被众人发现其偷吃豆腐时的内心活动，讲述人选择了“东窗事发，明天张扬出去，叫我人多百众咋做人”这样的话语。“东窗事发”与“咋”的对比性选择，使《天成观的石狮子偷吃豆腐》这则故事具有了雅俗共赏、长幼共鉴的特点。

（二）育人形式的多样化选择

家庭育人形式的多样化——这是蒙汉民族共同的选择。首先，选择共同的母题，强化故事的育人效果。蒙汉民间故事具有大致相同的母题。“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与汉族的牛郎织女故事相比较出现了同中有异的特点。汉族与少数民族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在仙女下凡、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以及仙女返回天宫等方面呈现出共同意识倾向,如‘仙女下凡’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以及‘仙女返回天宫’等情节方面,这些共同意识对于分析各民族文学的传播特点、民族信仰以及民俗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5]无独有偶，与“牛郎织女”故事相似，包公形象也出现在了东蒙民间故事里，而且这些故事的主题也颇为相似。在《黑脸包公治奸商》的故事中，包公仍然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形象，面对奸商的胡作非为，他以雷霆手段进行处罚。除了包公之外，关公也成了东蒙民间故事的主人公。《红脸关公》和《蒙古人敬关公》都是这样的故事。在《红脸关公》的结尾处，讲述人这样总结故事的主题：

不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都很爱戴他。老百姓可不愚昧，他们心中有杆秤，谁待他们好，谁待他们孬，心里明镜一般。要不然咋各地都修老爷庙，而不修玉皇大帝庙呢？^[6]

把老爷庙与玉皇大帝庙进行对比，意在突出关公为百姓着想的事实；把关公与玉皇大帝并列，旨在彰显关公于百姓心中的地位。

《蒙古人敬关公》主要讲述的关公、关平和周仓三个人向佛祖禀报牧斯根丹巴的义举并请求佛祖封神，且赋予牧斯根丹巴法术的故事。虽然故事里的关公未直接给予过百姓救急救难之举，但被关公等人拯救的牧斯根丹巴，却依靠自己的法术，把白音（财主）的牛羊分给了贫穷的牧民，从而以不同的生活样式和符合民族生活的情节，演绎了相似的母题内涵。

其次，依托故事的文学化讲述，提升民间故事的育人效果。民间故事的文学性，在民间故事的创作之初就已初见端倪，但讲述中又会不自觉地被讲述者进行二次文学创作。随着故事的广泛传播，其文学性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讲述者体态语言的融入，更是提升了故事自身的文学表达。讲述者在抑扬顿挫的语调中赋予自己对故事内容的情感理解；依托夸张的神态变化暗示情节的曲折发展；依靠自己绘声绘色的表演彰显故事的亲合力，从而提升家庭育人的客观效果。

再次，融入生活细节使其说理民族化。民间故事具有极其深厚的民族性。因此，只有在故事情节中融入本民族的生活细节才能赋予故事的育人价值。东蒙民间故事中融入民族生活细节，一般有如下的方法：

其一是把故事的主人公民族化。虽然东蒙故事中出现了关公、包公这样的人物形象，但与这些形象交往的众人已不再是单纯的汉族民众。《红脸关公》中，与关公交往的牧斯根丹巴，就是蒙古族人；同时，被牧斯根丹巴惩罚的“白音”也是一个更具蒙古族特点的财主形象。白音不仅具有成群的牛羊，而且“白音”本身也是一个极具蒙古族特色的名字。

其二是以民族生活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依托。各民族的民间故事都要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要在民族生活的场景里完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本民族家庭教育的育人资源。《朝鲁和状元》主人公朝鲁的儿子要去考状元，朝鲁对其这样劝说：

“我的昂嘎，咱家放牧为本，割草为生。上大都考状元不是咱们干的事儿，再说也拿不起盘缠啊，别去了吧。”

“昂嘎”是具有蒙古特色的人名，“放牧”“割草”更具游牧生活的特点。

其三是逐渐固化的创作样式。大多数东蒙民间故事的结尾处，都有用以点明故事主题的语段或简明扼要的中心语句。这样的结构安排颇有《史记》里“太史公曰”的特点，更具《汉书》里“赞曰”的作用。关于《史记》里“太史公曰”的作用，有研究者这样总结：“《史记》发展出了‘亲身涉历’‘自我感受’‘想象假设’三类特殊评议模式，有别于其他史书的评议方式，是在主观化因素催动下产生的特殊语体形式，可视为司马迁为强化‘自我’而采用的篇章语用手段。”^[7]用引文的观点分析东蒙民间故事，就可以获取这样的结论：东蒙民间故事结尾处的点睛语句段设置，其实就是讲述人为彰显“自我”理解或者是提升故事育人效果的重要手段。《黑脸包公》的结束时，讲述者这样说：

他念念不忘包龙图爷爷的恩情，处处以包龙图爷爷为楷模，政声远扬。^[8]

句中的“念念不忘”是对包公惩恶扬善的肯定，更是对包公秉公执法的赞扬。在此讲述者之所以要强调以包龙图爷爷为楷模才能政声远扬，其核心目的显然是要使故事的听众从小就树立惩恶扬善、公正无私的执政理念。

总之，东蒙民间故事是极具家庭教育价值的育人资料。从中不只可以看出蒙古民族家庭育人的特点，更可寻觅到蒙汉民族在家庭教育上的彼此影响、融合。

借助东蒙民间故事那形象化的教育资源并把其运用家庭教育实践之中，不只是传承蒙古族文化的必要举措，而且还可在知、情、意、行层面上，完成家庭成员的文化—心理建构，从而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和谐发展，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辽宁省2023年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西蒙汉混居区语言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L23BYY020）

作者简介:何占涛（1969-），女，辽宁朝阳人，渤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郭晓倩（2000-），女，河北张家口人，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桂梅.论家庭教育的三重统一[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4,(09):1-8.

[2] 潘丽红.民间故事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实践[J].新课程教学(电子版),2023,(03):161-162.

[3] 刘岩,冯叶.从边陲到东洋：蒙古族民间故事《马头琴》在日本的传播[J].民族翻译,2024,(03):39-44.

[4]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J].红旗,1962(17).

[5] 李若熙,丁淑梅.汉族与少数民族“牛郎织女”故事母题的共同意识[J].民族学刊,2021,12(05):75-82+115.

[6] [8]蒙古族故事家额尔敦朝克图卷.喀左·东蒙民间故事[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85,93

[7] 张雨涛.《史记》“太史公曰”的文篇模式及变体阐释[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04):8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