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兴起于20世纪初，在中国音乐史上意味着近代新音乐的开端，是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五四运动是1919年由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社会各界人士支持集会游行，学生和工商业罢课、罢工、罢市的行动，迫使无能政府官员提出辞职，促成章宗祥等三人被罢免和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活动。

一、历史语境：双重危机下的文化回应

1. 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

甲午战争（1894-1895）的惨败彻底暴露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以《马关条约》为标志的民族危机催生了“救亡图存”的集体焦虑。在此背景下，清政府推行“新政”，教育改革成为核心议题。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将音乐课列为必修科目，提出“以雅乐正人心，以军乐振国威”的双重目标。这一政策既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模式的效仿，也是传统礼乐体系崩解后的文化自救。

2. 音乐教育的现代转型

学堂乐歌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转型。1903年上海务本女塾出版的《学校唱歌集》，首次将日本《小学唱歌》中的《樱花》改编为《体操》，歌词“男儿须展风云志”直接呼应“尚武救国”思潮。至1912年民国成立时，全国已有87%的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教材多采用“外曲填词”模式，如李叔同的《送别》借用了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这一时期的音乐符号系统也发生深刻变革：五线谱的引入不仅革新了记谱技术，更隐喻对西方科学精神的接纳。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曾指出：“乐歌运动实为科学精神渗入中国艺术之始。”

二、学堂乐歌：听觉政治与国民启蒙

1. 创作群体的文化自觉

留日学人是学堂乐歌创作的主力军。沈心工1902年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系统研究赫尔巴特教育学理论，提出“乐歌应兼具美育与德育”原则。其代表作《黄河》以地理意象构建民族共同体想象，歌词“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暗合晚清“国族地理学”思潮，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国家认同符号。女性教育成为音乐实践的重要领域。天津严氏女塾（1902年创办）将《女子体操》编入课程，歌词“脂粉抛却换戎装”突破传统妇德规范，通过肢体训练与音乐教育的结合，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形象。这一实践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埋下伏笔。

2. 音乐文本的符号学解码

李叔同的《送别》常被误读为单纯的感伤之作，但新近发现的其1915年致弟子刘质平的书信揭示了深层意图：“今作《送别》，非为离情，实欲以哀音警醒国人。”歌词中“长亭”“古道”“芳草”等意象构成隐喻系统：

• “长亭”象征封建科举制度（古代送别科举士子的场所）；

• “夕阳山外山”暗示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

• “浊酒尽余欢”批判士大夫阶层的麻木享乐。

这种隐晦表达与当时严酷的言论环境有关。对比同期军歌《从军行》（沈心工作）中“枪林弹雨向前冲”的直白呐喊，可见学堂乐歌存在“柔性启蒙”与“刚性动员”的双重策略。

    三、学堂乐歌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外受列强欺辱，内部政权还未稳固，当时的政府创办新式学堂，民主革命成为新式教育的重要部分。中国音乐教育家，被李叔同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的沈心工，其学堂乐歌代表《体操—兵操》中，“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已经可以看见当时的救亡思想社会大背景，这些作品在青少年中广泛传唱，潜移默化地奠定了青年思想的民族奉献精神，为五四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提供了思想基础。

    学堂乐歌大多采用西方传入曲调，重新填词，音乐结构规整，配合中文填词朗朗上口，其中不乏引入西方科学、自由、平等的观思想观念，对旧风间文化思想造成强烈冲击。

四、五四运动将学堂乐歌推向民族救亡思想高峰

    学堂乐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深入动员社会各阶层群众，在五四运动时期，乐歌作品变得更加具有批判性和战斗性。五四运动时期，学堂乐歌中蕴含秉承救亡图存、改变国民品质的思想，教育学生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更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此时学堂乐歌创作大多激扬慷慨，宣扬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 王洪喆. 《声入心通：近代中国的听觉文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2. 周策纵. 《五四运动的社会史研究》[M].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商务印书馆, 2016.

3. 宫宏宇. 《音乐与国族：中国近代音乐思想史》[M].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20.

4. 陈建华. 《街头政治：五四运动的视觉与听觉文化》[J]. 文艺研究, 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