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钱穆虽已在大学任教，但还关心中小学教育。他在《改革中学教育议》一文中建言，“以今日学校课程言，体操、唱歌即如礼乐。衡以儒家理论，此两科当为学校教育之最高科目。日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并习，无分上下。大抵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副之。高级中学则以礼为主而乐副之。……凡学校师生生活，皆当以礼乐为中心，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慧为目的。而知识技能之传习，则降而次之。”

钱穆一生以音乐为伴。在学习、感知乃至享受音乐的旅程中，钱穆对于音乐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提高。在少年时期，其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或许只有一些肤浅的认知，只是单纯地想吹奏好乐器，表演好戏曲，简单地要从音乐世界中寻求快乐而已；青年时期的教育实践，让其认识到音乐更是一种快乐的而且也是必须的生活方式，应该从中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中年以后，随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对中国音乐的理解也更为丰富和全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乐之邦，中国有着悠久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音乐和礼仪甚至是须臾不可分开的，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步入老年以后，其心态或许更为平和，对于音乐的热情并没有随着牙齿的脱落以致不便吹奏乐器而放弃，想反，即使是失明之后，它也保持着收听歌曲和戏剧的习惯，由此也更加坚信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我们知道，这一魅力要想长久地、光彩地绽放显然要与礼仪相和合。

钱穆认为，中国人重和合，西方人重分别，此乃中西文化大体系歧异之所在。音乐也不例外。音乐除了要与礼仪和合，同时人与乐器也要和合。

在钱穆看来，优美的音乐必须也必然是人声和器声和合的。金声玉振指的就是八类乐器有首有尾，有始有终，合而为一。乐之开始为金奏，继之以升歌，歌者升堂唱诗，其时所重在人声，不杂以器声，其声单纯。升歌之后，继以笙入，奏笙有声无辞，而笙音清别。于是乃有间歌，歌声与笙奏间代而作，寻续不绝。有此四奏，然后合乐，众人齐唱，所谓洋洋乎盈耳也。如是始为乐成。人声与器声完美和合，就是中国音乐之主要所在，也是中国音乐与西方显著不同之处。

《乐书》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钱穆关于中国音乐是礼乐思想来源于先秦时期《乐记》、《乐论》等一直以来的民族音乐思想。“和”与“节”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上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和”与“节”是中国音乐史上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些都给钱穆的音乐实践和音乐思想的发展提供养料。

“中国人重忧、重哀、重怨、重悲，乃更过于喜与乐。儒家理想则求化忧怨而为乐。孔颜乐处，亦非一般人之所谓乐。王昭君之出国琵琶，蔡文姬之归国胡笳，非即琵琶与胡笳之吹弹为艺术，亦非即琵琶声与胡笳声之为美。此两人之人生艺术之美乃在其心，乃在其心之有怨。怨何在？就两人生平即知。然不怨天，不尤人，此两人之怨乃在自怨己命。怨命二字，已成俗语，人人能言，不知其中乃有人生最高哲理，人生最高艺术，亦即人生最高之美德。”

钱穆认为音乐要受到礼的制约，与之成为“礼乐”；其还追求天人合一，理智与情感合一，道德与艺术合一，人生与文学合一。可以说，钱穆更多的是从思想、伦理、政治、社会等角度出发论述音乐，只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没有深入到音乐内部，对音乐自身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音乐的表现形式等内容缺乏相应的研究和探索。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不应该苛责钱穆，毕竟他不是音乐家和音乐史家，他只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他主张的礼乐和合，也是其所谓的“人器和合”的表现。

钱穆强调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与互补。他说，“中国文学重情，乃使音乐歌唱代替了文字记叙，文学之与音乐乃和合为一。而音乐歌唱更占了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中主要不可缺之一内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和紧密关系，两者是和合为一的。文学是有文字的音乐，音乐是无文字（但有音符）的文学。中国音乐重情正如中国文学重情一样，有些时候这些深情是“说不出，唱不尽”的，但又特别能引起听众强烈的共鸣和深厚的同情。正是因为中国文学重情，所以才能和合音乐，并与之融会为一体，这或许也是中国文学和音乐的深妙所在。

在《礼乐人生》一文中，钱穆指出：孔子《论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礼乐之重要性，并不在其外面所用以表现的某些器物，乃至行事上。主要还在人之内心，在一切群体生活中，感于要用器物和行事来表现礼乐之本原的心情上。

钱穆认为，中国人生就是音乐人生、艺术人生、礼乐人生；中国心情就是礼乐心情。礼是一种节制心，乐是一种和顺心。由于有此节制与和顺的心情之内蕴，而始引生出礼乐。钟鼓和玉帛，则只是表现此类心情的工具，而并不是其本真。这种心情，就是节制与和顺的心情，主要是在群体生活中才开始有的，也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能真正显现此类心情之意义与价值。

《乐记》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乐之感人心如此，斯其所以能通于政教也。夔之司乐，其为政之意义则更大。师旷教乐，与孔子之教又不同。中国人论学尚通，亦必知其别。惟不当过尚别而不求其通耳。

于是而音乐与世道之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故中国古人之言乐，其重要意义，乃在人之德性修养，风俗陶冶，与教育政治相关联，而并不注重音乐之艺术独立性。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中心之一种表现。

钱穆认为，中国人对于音乐的重要意义，更多的是看重人的德性修养和陶冶风俗以及乐教。对于音乐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十分在意，甚至这也是中国音乐具有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钱穆：《朱子新学案》，九州出版社，2011。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九州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新课程理念中的朱子‘游艺’教育之继承与创新研究”（20ZD07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朱子“游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JD19112）。

作者简介：宋红宝（1979.11-），男，汉族，江苏响水人，博士研究生学历，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