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产业社区因为产业的集聚而生成，既具有城市社区的一般性功能，又兼具产城融合特性，是以人的本质发展需求为核心，引导“生产+生活”融合互动创新发展的聚集空间。产业社区中居民社区基于传统自治模式能较好的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治理目标，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主体，与行政治理不同，如何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帮助，是产业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2004年8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绍兴调研考察，主持召开了党建工作座谈会，主要就是谈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党的建设上的“八八战略”。党建“八八战略”，与浙江作为总发展战略的“八八战略”是高度融合的，一方面，贯彻“八八战略”要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党执政基础的巩固、执政能力的提高，又是通过“八八战略”的实施才能得以实现的。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嵌入产业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有益探索，学界关于产业社区治理的研究不多。主要研究在以下方面：一是创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角色意义。基于社区治理基本构成要素“三社联动”体系治理，将党建纳入治理体系中，以党建为抓手整合多元主体社会利益的差异性，加强政社联系，提升凝聚力。二是党建作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形式的研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实践路径，以党建为载体，将党建、社会治理、基层公共服务融为一体。三是党建创新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社会工作的赋权理论，把党建引领与社会工作二者之间互嵌、以“赋权”为内在核心的治理机制，促使社区良性治理共同体的生态得以形成。或通过党建进行社区治理内容划分，通过党建划分自治和共治边界，把社区治理划为简单问题以自治方式，复杂问题以社区共治方式。

综上所述，如何在业态复杂的产业社区治理中发挥党建的统领作用，实现外派制度到内生秩序的有效构建，学界还处于研究阶段。为此，本文从党建搭建平台嵌入方法对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党建引领推动产业社区治理精细化提供一些设想。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案例

（一）研究框架

产业社区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为破解产城矛盾而产生的城市社区新类型。本文之所以把“平台型治理”作为破解党建和企业发展“两张皮”问题的解释框架，是因为在信息和科技时代，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扁平化，中国传统的科层制等治理模式无法适应以社会团体、市场组织和公民个体为主要组成单元的社会一方的自主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主体的发展管理，随着产业社区中各治理主体民主意识等的不断提升，在传统思想理念束缚下，党组织作为平台，能有效统合资源，激发协同治理积极性，凝聚治理效能。党的领导和企业发展本不是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平台型治理理念中的动机、权力、利益等各要素能有效粘合党的领导与企业发展的共通性。

（二）研究思路

1.平台型治理的生成条件

“平台治理”本质上是为适应参与主体多元化、自主性不断增强的需求，利用技术，搭建载体，将各种优势资源统合流动分配的治理模式。平台化的实质是党在信息化场景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平台机制为多元主体创造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搭建“一主多元”的治理平台来落实党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方略已是现实所趋。产业社区是以产业为基础的，社区治理主体多元，身份群体复杂，利益诉求不同；资源分散，整合效力不强，体制壁垒依然存在；各参与主体参与沟通不畅，企业嵌入社会治理有效性有待深入，需要党创新对企业的领导方式，搭建平台，利于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破除空间、体制等壁垒，统合资源，通过服务企业助力企业发展从而实现引领企业发展。

2.平台治理运行机制

（1）打破协调治理壁垒的协调逻辑。在产业社区治理之中，党组织始终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着“国家在场”的关键作用。基层党组织在纵向上承接党政体系，在横向上是嵌入城市基层社区的枢纽，它协调功能的发挥，以“党建引领”为治理平台实现城市基层社区融洽善治的协调逻辑。党组织作为平台可以采取恰当的方式，有效利用来自党政体系对治理资源有效吸收、统筹与调配能力，对治理行为的规范调节与管控以及对城市社区居民治理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力来进一步强化对参与的治理主体的协调。

（2）融合治理效能的整合互助逻辑。党组织权力作为外派制度嵌入城市基层社区场景中，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就需要通过全局把控，合理规划治理方案，统筹整合市场发展机制、社会组织、网络等多重治理力量，提高治理效能。另外，机关部门各驻地单位也需要深嵌在社区治理之中，社会组织和成员单位可通过政治吸纳、体系化考核等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内容。基层党组织可以时常与其他政府部门以及专业的行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协商和合作，相互合作，催生行政资源转化为服务效能，从而强化党组织对治理要素深度融合的整合功能。

（3）贯通外派制度激活内生秩序的信任逻辑。产业社区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社区或者农村社区，因其以产业聚集为主要特征，传统的科层制和居民社区自治都不能单纯的适用于其治理实践，基于治理困境，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外派制度如何通过有效的合法性推动治理权威与内生秩序的有效耦合。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在直接互动或间接的基础上，基层民众对政治系统相信和依托的一种政治心理现象。这种信任是对政治系统的一种自下而上的信任，能提升民众对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政策的认同和支持，降低政策下沉基层治理成本和阻碍，提升政策效果。

3.平台治理实践目标

通过平台治理寻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通过平台的结构、功能、科技融合实现党对产业社区治理的领导，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案例陈述

1.案例简介

Y区具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其产业社区也主要由制造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发展而来，其中T片区既有其他产业社区发展的共性，又有其发展快速的个性特征。一是业态多种。片区面积6.8平方公里，集聚工业企业、商贸服务业、产权小区等各种形态，呈现住宅、商业、公寓楼、厂房、临时工改商多种业态并存格局。二是管理条状。多种不同性质领域托管单位各不相同，存在管理覆盖不全面、综合治理专业性不高、公共服务需求无法满足等问题。三是抓手缺乏。片区内因其单位性质多样、企业数量多、需求多元化，以及条线各自为战的现状，在企业服务和居民服务上难以统筹联动行政资源，整合社会资源，激活企业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率、全覆盖的服务链。

2.案例分析

作为Y区产业社区之一，地处城市核心地段，外来人口众多，产业社区内部主体构成复杂，非公企业占主要成分，由于企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使T片区社会治理呈现出条线多、资源散、治理乱的现象。一是产业社区主体构成多元。常住人口2.9万人，约占到整个街道总常住人口的1/4，主要包括企业和社区居民。二是资源分散。片区面积6.8平方公里，集聚工业企业500余家，占地面积是整个片区面积的2/3；商贸服务企业2800多家，主要集中在汽车4S大道两侧，其中创新128广场商业体集聚商户110余家；有70年产权住宅小区2个、共931户，另有利时集团、康强电子、音王电声等30余家企业拥有的自住宿舍、共计1400余间，片区内单位性质多样、企业数量多、需求多元化，以及条线各自为战。三是主体参与度不高。外来人口居多，片区总人口2.9万，工业常住人口1.1万人，涉及服务业常住人口0.6万人，由于工作与生活不在同一属地，故人员流动性较大，作为“打工人”，受工作时间限制和经济利益驱使，少有主动性参与社区治理。

二、党建引领产业社区治理的模式创新

（一）结构融合：搭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平台。一是坚持党建统领，T社区构建“1+1+N”组织体系。建立产业集聚区大党委，以“兼职委员”方式构建党委班子；设立区域综合党总支，按工业社区、商业社区、居民社区、多元社区来类型来设置单建企业党组织，同时编织好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网，做到条抓块统、纵横贯通。二是搭建服务平台，打破协调壁垒。通过搭建党建指导平台和投创服务平台，开展政策资源对接、人力资源服务、技术平台搭建、专业服务链接等，健全网格联企、协商议事、社会参与、服务支撑等机制，共同推进安全、环境及秩序治理等。以党建资源撬动社会资源，以标准化理念打造服务企业的“生产同心圆”、服务员工的“生活同心圆”，构建“工业社区共同体”。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全力打造“红管家”，集聚政企领域党组织服务资源，坚持“职能入网、服务进门”；以“党支部联系群”畅通政府和企业、企业之间、社会组织和企业间的沟通渠道，有效整合资源，共商共治共发展。

（二）功能融合：搭建共建平台激发治理效能。T社区创新各项工作机制，以党建为载体，创新“带富共富”机制，探索大中小企业联动、政社联姻的“党建联盟动车组”模式，推动组织体系嵌入产业社区发展体系，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助力共同富裕。创新“和谐共建”机制，强联建，带共治，引导企业主饮水思源、富而思进，通过将企业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安全生产、慈善助捐等作为政策享受、评优评优的重要依据，构建企业汇编社会长效机制。创新“强企带富”机制，强联盟带小微，以党建联盟为载体，引导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发挥自身技术、资源等优势，帮助带动条线中下企业发展能力。

（三）技术融合：搭建技术平台有效整合线上线下资源。T产业社区基于科技支撑的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智慧党建、云政务、社区微信公众号、电子“鄞领直通车”等，建立“红管家”共治委员会的治理格局，以网格化为依托，整合党政机关、中介机构、社会组织、楼宇开发或运营方、骨干企业等单位，整合社区治理主体力量，实现基层信息“一屏统揽”、网格考核“一屏掌控”、系统资源“一屏归集”、事件动态“一屏知晓”、处置进程“一屏跟踪”、平安体征“一屏检测”，让“数据跑路”代替“社工跑腿”，提高信息效率的同时，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平台型治理模式持续优化的对策建议

（一）组织同构：凸显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机制

传统党的组织权威与合法性来源是由体制本身赋予的，党在企业中的核心地位是通过其自身所拥有的领导权和管理权、组织权以及代表权来保障的。但在非公经济领域，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企业拥有独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党组织原有的权力体系和领导体系并不适用，党组织要获取广泛的认同面临着更多挑战。要想构建党组织在非公企业发展的合法性机制，更多要选择弱意义上的强制趋同—用激励机制代替外部强制力，打消企业主和员工对党建嵌入企业发展的担忧。可借鉴奥克斯集团“人本党建”机制，通过党建平台，建立激励机制，激发人力资源提升经济效益。成立党组织，通过“三个培养”，积极开展企业年培训，探索实施党员成长指数管理，设立“人才池”，充实要职人选，分短中长三期对其激励，累计发放5.3亿元奖金。同时，开辟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双晋升”通道，对管理型人才，借鉴党政机关干部选任方式，通过竞聘进入管理岗位；对专业型人才，建立内部专业职称评审体系，打通从普通员工到技术员、甚至首席工程师的上升渠道，激发企业员工对党建的政治认同，使集团从一家负债高达20多万的乡办钟表零件厂，发展成为营收达706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实现了党建和企业发展共赢。

（二）制度关联同构：以服务促引领的政治关联机制

首先是党组织和党的系统的关联。产业社区构成形态多样，各主体利益诉求不同，企业基于业务的发展要求既有共性化的政策支持需求，也有个性化的经济发展指导需求，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基于党组织本身的组织优势，有力破除了体制、部门壁垒，但作为一种治理平台，需要综合产业片区总体发展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协调统筹，持续深化数据改革，破除数字壁垒，实现资源、信息共享联建，通过党建平台整合资源，以服务企业为前提，以程序性的合法性推动企业对党组织的深化认识和凝心聚力。其次，企业主在政治关联视角下和党组织的关联。亨廷顿认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党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威信、凝聚力、号召力也是从结果导向衡量企业党建合法性的手段之一，这就需要以企业合理诉求为利益出发点，规范和拓宽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如奥克斯集团集团党委始终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四级组织架构，党政交叉任职率达100%，并通过实行党委委员列席企业决策会议、重大事项党政联动、重大事项公开咨询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等制度，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参与过程也能第一时间掌握党的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通过建立复合的政治关联模式，获得最优的政治关联。

四、总结

总体来说，以平台化治理模式推动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特别是对业态复杂的产业社区的社会治理，是双向努力的结果，但党和政府处在服务的主动供给端，企业是产品产出的供给端，基于治理现代化需求，在整个过程中，政党会出面对企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需要搭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平台；企业需要借助政党的力量完成和加强企业和外部政府只能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紧密沟通；政府必须要在在政党的引导之下采用资源、信息、政策等各项方式动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这就需要党建嵌入企业发展，搭建平台，创新平台治理模式，以政党组织优势撬动和进一步刺激企业参与基层党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投身到基层社会治理。通过搭建党建平台治理模式的方式把企业等非政治体制内的组织纳入到治理体系中行为，也在昭示着党引领下的社会自主性的不断提高和国家整体治理水平的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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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简芳，女（1990.09—），汉族，籍贯河南信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