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做出重大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深刻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富创新的时代精神。

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地位的新界定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总结概括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党的文件之中，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性、传承性和时代性。

首先，从文化特征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精髓，彰显了这一思想的民族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时代的呼唤和应答，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它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伟大思想理论，其治国理政的很多重要理念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到渊源。例如，习主席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现在所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疑包含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政治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全面深化改革，“不让一个人掉队”的精准扶贫，“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的反腐败斗争，“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生态文明建设，无不体现出我们党的宗旨意识。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着重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这些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理念。从这些讲话中，我们也能鲜明感受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民族印记。

其次，从精神特质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萃取了中国精神的基因内核，彰显了这一思想的传承性。

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支撑着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奋起的力量，是一种特殊的基因，就是伟大的中国精神。习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由此可知，中国精神包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种精神又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核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萃取了这两种精神的基因内核，使之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祖国凝聚的热爱之情，也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

习主席重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他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多来，我们党引领人民改革开放，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小康目标，“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而“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第三，从理论特色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新的“时代精华”，彰显了这一思想的时代性。

习主席珍爱中国文化，但不是固守传统，更不是抱残守缺；坚守中国精神，但不是消极传承，更不是复古排外，盲目自大。他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在不断推进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二、“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的科学概括

中国人说“大道至简”，西方人说，“真理是美好而又持久的东西”。这两句经典名言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真理既是朴实无华的，也是气质独特的。任何一种理论能够为人所信服，既因为其能够回答时代课题、指导推动实践，也因为其理论品格中所内蕴的思想魅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当代化、具体化，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而且把中华文化、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化，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在推进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基础上实现理论飞跃。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他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就是借用了《礼记》中的“小康”之名。江泽民同志主张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来继承和弘扬。胡锦涛则进一步提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习主席则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指出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他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就必须坚守民族精神高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第二，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习主席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在讲话中经常引经据典，展示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一书，记录了习近平用过的300条古语格言，充分显示习主席从中华文化中获得的治国理政的智慧。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习主席总是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还总是能做到画龙点睛，推陈出新，不断激活传统文化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意义。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核心内容——中医文化。它是中华古典哲学和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有益作用。习主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特别是在武汉抗疫斗争中，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决策，让中医参与抗疫斗争，采用中西医结合方式治病救人，中医药在救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中医在抗疫斗争中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对中医药的理性认识，其实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高度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同时，我们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中，也需要运用中华文化的历史智慧。

第三，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上彰显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奋进、克服困难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习主席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不忘历史，从历史中吸收精神养料，我们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打造文化强国。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习主席在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坚守中华文化的精神高地时，要做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能照搬照抄、囫囵吞枣，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孔子的《论语·颜渊》中有一句：“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体现了众生平等的思想，而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 “天下一家”的和合共生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提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命运休戚与共，一荣俱荣。它所表达的内涵和外延是对古代思想的继承，更是创新发展。习主席强调，要“秉持平等、谦虚、包容的态度，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并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共同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在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进一步做好“两个结合”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结晶。我们在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就应当深刻理解这两个结合，并在学悟践行中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地结合。

一是要继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工作，在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年，深刻影响了百年来中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不可分的重要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看，一种文化进入他文化的地域，必须吸取本土文化的要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在该地域生根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思想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互不相干，没有互鉴互学的需要和可能。相反，正因其相异而互补，二者的互鉴互学更显重要。马克思主义主要回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学问。中华文化的核心则是“做人的道理”，强调“以修身为本”，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互补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多方面的相通相契之处。诸如中华文化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文化的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华文化关于“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以投身人类解放为最高人生理想追求等，都可相通或相契。而在相通相契的基础上，具体论证表述又有不同，可以互补互学。我们就要自觉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致力于二者的结合，并以指导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是要继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强军实践的结合，努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在中华文化的丰富宝库中，军事文化占有一席之地。截至晚清，我国古代兵书已有3千多部。特别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学经典，更是东方智慧的宝贵财富。如法家代表韩非子《扬权》中提到：“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就是我们理解“两个确立”，维护习主席核心地位，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文化基础。还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忠勇之举，彰显出中华古代军人的胆魄血性；“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经略思路，反映出古代军事家对经济、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谋攻用间、智不以力”的权识变通，突出了军事谋略的重要地位；“刚柔相济、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在军事斗争中有着重要指导价值；特别是“非攻止武、贵不尚战”的和平理念，对我们今天维护世界和平更有着长远意义。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在学习中，要将这些中华优秀军事文化与当代军事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中华优秀军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实践中发掘其价值、展现其魅力。

作者简介：杨娟（1979年4月），女，土家族，湖北建始，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孟琦（1981年7月），女，汉族，湖南安化，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