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一步。在我国基础教育投资体系中，政府和家庭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教育投入主体。从政府来看，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自2012年开始就保持了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政策目标，这缓解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从家庭来看，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 亿元，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60%。

自《科尔曼报告》以来，旨在评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个体发展的实证研究比比皆是 ^[1]，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是否有助于改善个人的教育结果对于财政政策的制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却没有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 ^[2]。原因在于，在揭示教育生产函数黑箱的过程中通常会忽视政府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即微观家庭依据公共教育投入的变化改变自身的教育投资决策，而这也构成了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影响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识别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或挤入效应对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梳理，厘清政府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以期对后续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 家庭教育支出的内涵阐释

在已有文献中，家庭教育支出是衡量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状况的重要经济指标，它常与以下概念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部分研究将其称之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又有研究将其称为家庭教育投入或是家庭教育投资。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概念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侠义的家庭教育支出指家庭在子女教育上花费的费用 ^[3]，而广义的家庭教育支出包括货币性支出(金钱或物质)与非货币性投资(时间)两部分 ^[4]。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狭义的家庭教育支出，即家庭直接用于教育相关的货币支出，而父母参与、父母卷入等非货币性家庭教育支出则不在讨论范畴中。在实证研究中，家庭教育支出通常有三种不同形式的操作化界定：第一，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数货币支出值；第二，家庭教育支出货币支出值的对数形式；第三，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与前两种相比，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可以更好反映家庭教育支出负担。

家庭教育支出由多项内容组成，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典型的分类方式：其一，将家庭教育支出的费用分为直接教育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二，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其三，将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基本型教育支出、扩展型教育支出和选择型教育支出。总结来看，学界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划分虽然彼此存在差异，但学校内的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构成家庭教育支出的两个主要方面，在实证研究中多数考察的是家庭总教育支出或其中某些部分。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普及和学校均衡化的推进，校内经济投入的差异逐渐减小，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差异逐渐从校内转为校外，校外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教育消费的重点，不同家庭的竞争主要也在校外 ^[5]。

三、 理论基础：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乘数原理)认为，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对民间需求具有乘数效应，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驱动社会总产出或总收入增长，进而促进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升，因而政府公共支出对家庭支出具有挤入效应。而新古典主义支持“挤出效应”观点，认为政府收入主要源于税收，政府支出增加将会造成居民赋税加重，导致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受到抑制，政府公共支出对家庭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Bailey ^[6]在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构造了一个有效的消费函数分析政府支出和家庭私人消费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认为公共提供的物品相当于一部分的私人消费。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可能导致私人消费边际效应的下降，进而引起私人消费的减少，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私人消费边际效用的上升，引起私人消费的增加，那二者之间则存在挤入效应。

从教育生产函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的私人教育投资可以视为教育生产过程中的两大生产要素，在包含子女教育结果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中，当家庭面对外生的公共教育投入改变时，两种投入要素之间存在的技术替代或互补关系将被表现在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上。一方面，随着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增加，进一步影响国民收入的增加，由此提高消费，人们对于教育这些优质品的消费需求随之上涨，所以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入效应；但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理性人，人们会更倾向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选择跨期消费，因此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总而言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作用在于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相对影响大小。

四、 实证研究综述

(一) 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与理论一致，实证研究基本呈现以下两种观点：其一，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挤出了家庭的教育支出。研究发现政府增加对学校的投入会挤出教育水平低的母亲用于教育、照顾孩子的时间，从而降低教育成果，因此政府支出对儿童受教育水平的正向影响可能被低估^[7]。Pop-Eleches等也发现进入高质量中学的罗马尼亚儿童从父母那里获得家庭作业方面的帮助很少，这表明父母认为家庭的教育投资和学校质量是替代品，随着就读学校质量提高，家庭投资会相应减少^[8]。

其二，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挤入了家庭教育支出。如Nordblom的研究发现一味提高公共教育支出不利于教育公平，因为这样做只会显著提高优势家庭的教育投入^[9]。Tilak通过印度的数据发现家庭教育支出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支出的提高显著促进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10]。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着重评估了相关公共教育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家庭教育投资产生影响。Kane基于美国由政府出资开办校外学习班项目效果评估的研究综述，发现政府项目改善了孩子的学习行为，但对成绩提高没有明显效果，原因是父母减少了对子女的时间投入，即公共教育投入挤出了家庭教育投入^[11]。Kubota分析了日本义务教育改革对家庭课后辅导教育支出的影响，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课后辅导费用增加13%，其他一切课外活动、艺术、体育以及文化类辅导的费用增加23%，但这种影响在高收入家庭中更加显著，而在低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12]。Das等在印度和赞比亚的随机干预实验结果发现学校收到意料之外的补助金对学生的成绩有正向影响，但意料之中的补助金则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最可能的机制是家庭抵消自己的教育支出以回应预期的公共教育投入，即预期中的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挤出家庭教育支出^[13]。

(二) 国内实证研究综述

中国政府对于教育支出的投入力度从2000年开始在逐步加大，已有大量文献从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间接支持了增加教育财政投入的必要性，但国内对政府教育投入效果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体制与教育支出公平和效率上，探讨政府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且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

部分学者认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陈建伟等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政府高等教育预算内生均拨款对家庭支付的高等教育生均学杂费的影响，表明政府支出与家庭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14]。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或没有显著的关系，魏晓艳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扩大将显著促进家庭教育支出，且该效应在城市家庭中更加明显^[15]。也有研究认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并非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最主要线性因素^[16]。由此可见，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如何并未得到较为统一的结论。

更多研究分析了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在不同时间或群体中的异质性。如孙敏发现政府教育投入对私人教育投资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则表现为挤入效应^[17]。陈平路等发现在教育资源匮乏且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政府投入显著替代了家庭教育投入，该效应在城市地区不显著^[18]。

袁诚等的研究发现，县级政府生均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中的学杂费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但在中高收入家庭中呈现为挤入效应，该结论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仅仅满足了低收入家庭对于教育质量的要求，而中高收入家庭需要进一步投资才能够实现他们的教育需求，这无疑将扩大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结果的差距^[19]。其2015年的研究发现市级生均教育经费的增加将导致城镇家庭在公立学校学费支出和课外补习支出的减少，且对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影响最大^[20]。

除公共教育投入之外，一些宏观政策也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我国2006年出台的农村义务教育新机制，有研究比较了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前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发现农村地区降低学生学费时家庭会相应提高教育支出，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提高^[21]。杨汝岱和陈斌开的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改革使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大4倍，家庭教育支出上升10倍，但该研究主要是分析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教育支出并不是重点^[22]。此外，一些与教育不直接相关的公共政策也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户籍制度^[23]、个人所得税改革^[24]、养老保险制度^[25]等。

五、 总结与研究展望

基于对家庭教育投资不平等问题的考量，本研究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梳理了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外文献关于宏观政策层面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还未达到较为一致的结论，但就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对维护教育公平和缩小教育不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这一观点上达到共识。若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正向的挤入效应，那么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教育投入可以提高公共教育系统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家庭增加教育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这无论对个体、家庭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那么这种家庭教育投资不平等的差距拉大可能是进一步扩大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也进一步拉大了下一代的发展差距，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有必要基于经验证据明确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微观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认为该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深入分析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以往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家庭总的教育支出，较少涉及到不同的教育活动、服务和产品，在获得更加详细的微观家庭教育支出数据的基础上，细化家庭教育投资在不同教育服务上的选择可能是今后研究可以深入的方向。

其次，关于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异质性影响如何还需要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随着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明确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是否有所改变，或者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会对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做出何种反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已有研究中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数据主要来源多为省级、地市级统计年鉴，即最多只能够精确到县级的层次，而缺乏校级人均教育经费或是微观家庭具体政府财政补贴的相关数据，这就导致在相关研究中识别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时识别能力可能较低，未来可以考虑深入分析微观家庭所获得的政府补贴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当然这也需要有更加细致和完善的调查数据的支持。

参考文献

[1]HYMAN J. Does money matter in the long run? Effects of school spending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7, 9(4): 256-80.

[2]JACKSON C K, JOHNSON R C, PERSICO C. The effects of school spending on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school finance reform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1): 157-218.

[3] BECKER 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Part 2): 9-49.

[4] LEIBOWITZ A. Home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2, Part 2): S111-S31.

[5] 林晓珊. “购买希望”: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 [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04): 163-90+245.

[6] BAILEY M J.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 A study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M]. McGraw-Hill Book. Co, 1971.

[7] KIM H-K. Is there a crowding-out effect between school expenditure and mother's child care time?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1, 20(1): 71-80.

[8] POP-ELECHES C, URQUIOLA M. Going to a better school: Effects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4): 1289-324.

[9] NORDBLOM K. Is increased public schooling really a policy for equality?: The role of within-the-family educa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9-10): 1943-65.

[10] TILAK J B. Elasticity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in rural India [J]. South Asia Economic Journal, 2002, 3(2): 217-26.

[11] KANE T J. College-going and inequality [J]. Social Inequality, 2004: 319-54.

[12] KUBOTA K. Effects of Japanese compulsory educational reforms on household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16, 42: 47-60.

[13] DAS J, DERCON S, HABYARIMANA J, et al. School inputs, household substitution, and test score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3, 5(2): 29-57.

[14] 陈建伟. 引出还是挤出:政府与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行为互动模式[J]. 经济评论, 2014, (6): 91-100.

[15] 魏晓艳. 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实证效应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8, 16(2): 75-82.

[16] 沈百福, 颜建超. 我国公共教育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问题研究[J]. 上海教育科研, 2012, (10): 5-10.

[17] 孙敏. 政府教育投资对私人教育投资的引导效应分析：基于我国政府1978～2008年教育财政支出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09, 12(3): 1-6.

[18] 陈平路, 鲁小楠, 侯俊会. 政府教育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13, (4): 16-20.

[19] 袁诚, 张磊, 曾颖. 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家庭动态重复截面数据的一个估计[J]. 经济学动态, 2013, (3): 29-35.

[20] YUAN C, ZHANG L.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nd private substitution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5, 115: 124-39.

[21] SHI X. Does an intra-household flypaper effect exist? Evidence from the educational fee reduction reform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2): 459-73.

[22] 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 经济研究, 2009, 44(8):113-124.

[23] 蔡宏波, 李昕宇. 户籍身份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 (1): 76-87.

[24] 刘利利, 刘洪愧. 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家庭教育支出：兼论教育负担与教育差距[J]. 经济科学, 2020, (1): 100-12.

[25] 赵静. 养老保险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 (4):75-87.

作者简介：孙丹，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天津，300191)。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24年度院级科研课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TTJKY2024-QN-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