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为了改变陕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这一危机。在中共中央的指导和中共陕西的领导下，陕西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陕西革命的前进方向，同时，英勇的陕西人民不断奋起反抗，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陕甘革命道路。也就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大地，从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把军事斗争与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相结合，创造性的走出了一条陕甘革命军事斗争模式，成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开展兵运探索，组建革命武装

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央了解到各军阀部队内有肆意处罚士兵情况，在中共六大上，通过《军事工作决议案》决定在军阀部队策动武装起义。根据指示，1928年秋刘志丹、谢子长等回到陕北从事兵运活动, 争取士兵群众，准备起义。此时，陕甘边界军阀混战，东面井岳秀、西面马鸿逵、南面杨虎城、北面苏雨生，地方民团则有陇东的谭世麟和三边保安的张廷芝，为了增强实力，广泛吸纳士兵，使得陕甘两省处于发展工农武装力量的有利时机。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通过改选成为民团团总，在当地民团中建立了陕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这就为陕西的兵运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在国民党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十一师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由于苏雨生在宁夏战败，于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又打入陇东民团谭世麟部建立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骑兵第六营营长，在三道川遭到当地反动民团张廷芝偷袭，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联合建军失败。不久，刘志丹、谢子长利用社会关系，在苏雨生部王子元旅第十五团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张东皎为队长的学兵队“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以后的靖远兵变和西华池兵变，都是他们起了主要作用”，高岗、张秀山、贺晋年参与其中。

1930年10月，刘志丹等人带领保安县民团10余人打入陇东军阀谭世麟部，以骑兵第六营为掩护，在合水县太白镇先后收缴了谭世麟部黄毓麟第二十四营的30多条枪，史称“太白收枪”，这为后来在陕甘边界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1931年1月，刘志丹在合水固城进行整编，将部队编为4个连，共计300余人。4月，刘志丹再次利用私人关系，将部队编为苏雨生的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守在旬邑职田镇，目的是“休整队伍，筹些粮款军费，扩大队伍，再把队伍带走”。6月，苏雨生对补充团产生怀疑有共产党活动，在彬县把刘志丹扣押，部队被缴械编为运输队，后经陕西省委和杜斌丞、南汉宸营救获释。刘志丹并不气馁，冒险到宁县早胜镇挂名陇东暂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但再次遭到挫折。兵运虽然不断失败，但是吸收了具有革命思想的积极分子，积累了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为后期创建和发展陕甘红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三色”革命理论，创建陕甘红军

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刘志丹提出了著名的“三色”理论军事思想，“搞革命斗争要采取即红色（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以这种以军事斗争方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由于在敌强我弱这一客观条件下，中共陕西省委一开始将军事重心放在发展“白色”武装上。随着“白色”武装发展的屡屡失败，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组建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

1931年9月，刘志丹总结失败经验，以民团和绿林武装为班底，在合水县的倒水湾对之前分散的民间武装进行整编，建立“南梁游击队”。9月上旬，晋西游击队渡黄河收编了当地“土客”队，后整编为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两支游击队在华池林锦庙会师。10月底，谢子长来南梁整顿部队，建立中共新队委会，着手建立工农红军。1932年初，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按照红军编制法，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召开军人大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标志着党在西北地区有了正规的红军建制。

三、“三窟”革命布局，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3年11月初在合水包家寨召开的联席会议，做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决定，第一路以陕北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陇东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即“狡兔三窟”斗争模式。

该军事布局，综合考量了三路游击区，开展游击战的优劣态势。从关中来看，照金进可攻、退可守，机动性大，但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太近；从南梁来看，虽地处桥山山脉子午岭腹地，但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从陕北来看，党组织健全，战略回旋余地大，缺点革命武装力量较弱。由此可见，照金、南梁、安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上都有各自劣势，均无法独立成为游击战略中心区域。在这一布局下，照金地区，在红二十六军主力有力配合下，1934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照金苏区得到恢复和巩固；安定地区，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亲自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共同商讨反“围剿”斗争方针和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统一领导问题。

因此，“狡兔三窟”斗争模式，以南梁为战略中心、以关中和陕北为南北两翼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军事战略，能够使三个游击战略区域在游击战争中互为战略支撑点，相互支援，体现了陕甘共产党人集体的政治卓识、军事智慧和战略远见。毛泽东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姓    名：崔 浩

性    别：男

工作单位：中共铜川市委党校

职    务：教学科研处副处长